過去幾十年來，中國是經濟全球化最大受益者之一，同時也是最大貢獻者之一。其中，麵向海外不斷進行投資和業務拓展的中企功不可沒。寧德時代在匈牙利設廠毫無疑問有利於歐洲的電動車發展。對那些幹擾務實理性合作的“大西洋派”或醉心於“價值觀外交”的美西方政客，我們要說的是，這些人士應該反思檢討，他們不應該再以特殊眼光看待中國企業的投資。當一係列政治挑釁和脫鉤斷鏈行為不斷惡化雙邊互信和合作氣氛時，世界上任何一家企業都不會“送上門去”，冒成為下一個被蠻橫打壓圍剿對象的風險。如果一直采用這樣的政治手段限製經濟行為，那隻會和經濟全球化的大勢背道而馳。這個道理，再簡單不過。

17453643311208　　顧文軍表示，“芯片法案”意在加速建設本土半導體製造，一方麵扶持本土現有製造龍頭，另一方麵吸引更多國際企業加大在美投資。這會分散國際企業在中國市場的投資，影響資金、人才等諸多方麵，進而影響中國獲取國際資源的能力。此前，國際企業在中國布局是產業鏈布局，現在可能僅把中國作為終端市場，限製性地銷售某些特定產品。當中國在國際半導體企業布局中由研發和製造轉向售後和服務，中國半導體產業所發揮的價值將下降，在全球半導體產業中的話語權也將降低。

　　作為基層醫療機構，更現實的參照係，或許是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安寧療護服務。在這一體係內，患者前期病情穩定可居家護理，後期病情加重可收入社區病房，當出現社區不能控製的癌痛、嚴重感染等情況時再轉到三甲醫院治療。中國安寧療護發展基金會曾報道過北京市西城區德勝社區的衛生服務中心，通過與大型三甲醫院疼痛科的遠程會診，他們能夠為患者定製一對一的鎮痛方案。7年時間裏，他們的團隊累計送走了近500位晚期癌症病患，90%以上患者安詳離世。

　　2021年初，華夏幸福危機爆發時，該公司董事長王文學首先便是認為“錯誤研判了環京”，他表示：“2016年以前，公司的投資布局集中於環京區域。市場銷售及回款占比達90%以上。由於對形勢誤判，後期繼續加大環京產業新城的投入和配套住宅投資，但環京住宅市場量價齊跌，規模腰斬。初步測算，4年來累積影響公司銷售回款超過1000億元，同時還嚴重影響產業新城回款和應收存貨的價值。2016年底，大規模收並購狂飆突進，但是項目質量不高，過於集中在環京區域，給資產盤活帶來較大困難。”

　　第二，受佩洛西竄台嚴重影響，中方暫停中美雙邊氣候變化商談，由此造成的一切後果必須由美國承擔。作為負責任大國，中方將一如既往積極參與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和多邊合作。中國始終是全球氣候治理的行動派和實幹家。我們已經鄭重宣布力爭在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正努力構建和實施雙碳“1+N”政策體係，推進低碳發展和綠色轉型。中國將繼續堅定不移推進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積極參與氣候變化主要渠道談判，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幫助，為應對氣候變化這一全球性挑戰作出自身貢獻。

　　一些外媒酸溜溜地揶揄收獲巨額投資的匈牙利“長期挺中”，有這工夫，不如深刻反思一下，為何寧德時代北美建廠計劃被暫停了。美國在很長時間裏都是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然而這些年，在泛政治化和泛安全化氛圍的毒化下，它開創了很多極其惡劣的先例，讓越來越多原本優越的投資土壤變成了雷區。比如強行要求外來的高科技公司交出技術，甚至對資本進行“技術性沒收”，讓很多人感慨華盛頓就差“明搶”了。試問，一家企業如果對投資時刻抱著“別哪天被沒收了”“我的錢是不是打水漂了”的擔心，它還能安心發展嗎？據美國媒體報道，寧德時代計劃在美國建廠已久，也考察過美國一些地方，但最終很有可能選擇墨西哥作為建電池製造廠的替代方案。應當說，它的疑慮也是很多其他企業的疑慮。

　　考慮到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因素：目前存托股占公司H股及總股數比重很小，交易量與公司H股全球交易量相比較低，同時由於不同上市地監管規則差異，導致繼續維持存托股在紐交所上市的披露義務需要公司付出較大的行政負擔，以及公司從未使用紐交所二次融資功能且聯交所和上交所具有較強可替代性，可滿足公司正常經營的籌融資需求，為更好維護投資者利益，經綜合評估，公司董事會批準存托股從紐交所退市，並根據後續實際情況，在公司滿足證券交易法相關規定的前提下申請注銷該等存托股和對應H股在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SEC）的注冊。

　　對於“芯片法案”中的相關內容，中國貿促會、中國國際商會10日發文表示反對。中國貿促會、中國國際商會認為，法案中的條款歧視性對待部分外國企業，凸顯美意在動用政府力量強行改變半導體領域的國際分工格局，損害了包括中美企業在內的世界各國企業的利益。一方麵，這是典型的專向性產業補貼，不符合世貿組織的非歧視原則；另一方麵，法案將部分國家確定為重點針對和打擊目標，導致企業被迫調整全球發展戰略和布局。尤其是法案對“任何受關注的國家”界定寬泛，無限擴大了執法的自由裁量權，具有典型的泛政治化色彩，各國企業經營活動麵臨的不確定性大大增加。

　　寧德時代這次選擇匈牙利建廠既是一個個案，也是一種具有普遍和啟發意義的現象。對於歐美一些勢力越來越鼓噪用政治眼光審視中國投資，布達佩斯堅持理性務實、不盲從，不讓自己國家利益被別人的政治動機所綁架，並因此承受不必要的代價，其投資環境的穩定性和可預期性也給它帶來了回報。匈牙利駐華大使說，匈牙利為成為大型中企進入歐洲大陸的“主要切入點”感到自豪。而健康穩定的中歐關係和中歐經貿關係，既有利於中歐雙方，也有利於世界。雙方理應為增進經貿合作相向而行，其中也包括為更多中企進入歐洲提供更多“切入點”，並且連點成麵。